翻开1933年11月2日的《申报》，刊登了一篇巴掌大的文章：七万元巨款案破获经过——探员以两月之力始行破案，奇异铁箱为破获本案线索。用今天的眼光看，七万元也能称作巨款？参考同版面中恰有广告一则，介绍印花被单价值1元9角8分，七万元可买近4万条被单，自然是一笔不菲的款项了。再如当时一石大米的价格在8元左右，一石等于100斤，如今，大米价格是一斤2.5元左右，价格是30年代物价的三十多倍，从这个角度计算，1933年的七万元相当于今天的两百多万元。这个数额无论是对普通人家还是对银行都是个大数目，因此，案发后得到了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限时破案，经警队顾连诚领班之努力侦查，竭两月之力，竟将案内所有人犯完全捕获。

　　早期在开设钱庄的多见“宁波帮”商人，他们的商业头脑与开拓精神素来为人称赞。随着西风东渐的浪潮，“宁波帮”迎头赶上，主动向近代金融业转型，纷纷参与投资创办或经营银行，到了1935年，由“宁波帮”经营的华资银行已有五十余家，占据了华资商业银行的半壁江山。中国垦业银行便是由“宁波帮”独自创办的一家商业银行，1926年初创于天津，以调剂农商、服务垦牧业为宗旨，并在北洋政府时期取得了钞票发行权。之后垦业银行历经数次改组，终于1929年3月成功改组，将总行迁往。垦业银行被称为“宁波系”三行之一，从创始人、管理人到改组的接收人全是宁波籍人士，双85试验箱1929年之后董事会中亦以宁波人为核心人员。南迁后，银行经理得法，资金充裕，纸币发行、储蓄存款、抵押放款、房地产投资等各类业务发展迅速，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已在、天津、北平、宁波、余姚、南京等地共设立11处分支行或办事处。

　　民国时期，有招商局、宁绍、三北、太古等的轮船穿梭于、宁波之间，宁绍、三北两家也是由宁波人虞洽卿所开设，专跑沪甬线的班轮被老宁波称为“轮船”。起初，人们认为轮船是西方人的奇技淫巧，很快，轮船的好处便显现出来，快速、准时、舒适，从宁波到，一夜可至。为了与外国轮船分庭抗礼，维护民族工商业的利益，也为了保护国人乘客的权益，宁绍号召往返沪甬的乘客、货物均应搭乘国产船只。宁波乡人都愿意支持宁绍轮船，船只每次都是满载而去。部分旅客早上抵达，当天就要返回宁波。启程同样是下午发船，在十六铺码头下船后就到售票处门口排队买返程票。工作人员会在排队的人手臂上，用粉笔按次序划号码，售票窗口上班后按照号码售票，船票售完为止。轮船舱位并不是统一价，而是分为特等舱、一等舱、二等舱及三等舱，底层的统舱票价只需5角，装货兼装人，人员混杂，偷盗、斗殴、踩踏等事件屡见不鲜。头等舱的票价高昂，乘客住在包间里，环境相对优越，拥有许多礼遇与特权，可以优先上船，接受妥帖的服务，一般来讲是很安全的。

　　1933年9月6日，在一艘“轮船”的头等舱罕见地发生了盗窃案：宁波垦业银行分行依照往常惯例，将七万元钞票托由新宁绍轮船官舱第二号茶房魏玉明携带去。不曾料想，待轮船靠岸，魏玉明提起箱子要下船时，忽然意识到不妙，箱子的重量不对啊。连忙开箱验视，原本满满当当的装钞箱内只余下一百余元，其余款项居然不翼而飞。报案之后，市公安局局长文鸿恩严饬侦缉队长卢英限日破获。

　　初几日，警方没有破案方向，只好对乘客进行逐一排查。由于案件发生在头等舱中，私密性好，大部分乘客从未去过头等舱区域，又有一些乘客下船后难以查访，缺乏人证、物证，案情并无进展。二号茶房魏玉明百思不得其解，箱子好端端地在原地，怎么钱不见了呢？这样一笔巨款，如何携带下船？根据他的回忆，新宁绍轮船的另一位茶房邵荣培有不小的嫌疑，因为邵荣培曾多次有意无意地向魏玉明打听运款的事，不过案发当天，未曾碰见过邵。

　　9月14日早晨，市公安局邑庙一区二分所岗警韩庭湖忽在姚家弄口发现奇异铁箱一只，箱底开有一洞，箱子的大小及铁皮构造与运钞箱完全相同。卢队长知悉后，凭借多年的办案直觉马上认定铁箱与被窃案有关联，遂命令该队领班顾连诚秘密侦查，务期破案。顾连诚领班奉密令后，随即开始侦查姚家弄口铁箱的来源。首先，他赶往一区二分所，对铁箱再次加以精密检视，又赴垦业银行与其他钞箱细致对比。初步得出结论，这只箱子正是垦业银行托付给新宁绍轮船押运的钞箱。这样一来，船上现存那只就是被人替换过的，姚家弄这只才是被窃的钞箱。恰可证明此次被窃案是早有预谋的，顾连诚认为，这样一起设计周详的案件，恐非一人之力，定为里应外合、配合作案，轮船茶房肯定脱不了干系。他要求公安局就公文至地方法院，将被拘之新宁绍轮船嫌疑人邵荣培迎提到队，加以盘查询问。

　　邵荣培起初吞吞吐吐不肯供认，后来得知案情严重，局长亲自下令限时查破，便也不再隐瞒，为争取宽大处理，供认自己参与设计盗窃的具体情节，交待了一干同伙各自的住处。警方马上展开了行动，在鸿生码头如意胡同四号拘获宁绍轮船八号茶房盛德兴。盛德兴说赃款早被转移，现在去向他也不得而知。其中一万多元他给了一名叫唐世雄的安徽人。嫌犯陆续落网，唯唐世雄一人暂且下落不明。

　　唐世雄，无业，现住小东门唐家弄八十四号……顾连诚掌握了相关信息后，又询问出唐世雄的外貌特征、衣着打扮。未避免打草惊蛇，顾一人先赴唐世雄住处加以查勘。但见其所租屋内设有成衣铺，周围有许多乞儿，未见唐世雄的身影。顾连诚下令增派人手，一方面向成衣铺店主说明案情，争取其配合，一方面率领侦缉员贡富金、周培三、徐有亮、胡夫在该屋四周守候，复派一人伪装成衣匠长驻侦察。枯守多日，并无一人往来。侦缉员开始怀疑，唐世雄会不会早已跑掉了，在这里死守，还能等得到人吗？10月14四日下午4点半，突然有人匆匆而至，将钉在八十四号门旁的户口登记证取下，旋即向西而去。

　　顾连诚看此人身形，并不符合唐世雄的体态特征，不过他来去仓皇，所去方向恰是辖区户籍处，料其必赴户籍处报告迁移，急忙派人尾随。果不其然，来人确是报告迁移，准退租房屋。待其人返回时，行至弄口，忽然不见。幸好一众侦缉员已在屋内守候，终拘获该男子及一少妇。此人却非唐世雄，而是他的弟弟，名唐世豪，而少妇为其妹。唐世豪年27岁，在十六铺会馆开设新公记报馆。据唐世豪供，某日上班时，阿兄差侄前来告诉我有要事相谈，见面后我见阿兄神色有异，便问他何事。阿兄说已非他能居留之地，不日将会离沪。我再追问，阿兄却反问我可曾见到报章上所载之七万元盗窃一案。我告诉他听说了此事，这样一笔巨款，恐怕是内部人员作案。阿兄打断我说，犯案者中有他一份。我大惊，阿兄说现下他很后悔，但事已至此，只好逃回合肥丰乐河故乡避避风头。因他失业后，我多次接济，他走之后，家世托我代为料理，侄女可在行中学业。他说已将钞洋三千元送胞妹处贮藏，皮箱一只，内有钞票四千元，由嫂子携去两千元赴浏河母家。另有五千元由妹夫翁仲良转存银行，现在被拘之邵荣培，欲将其脱罪，需用一千元，以便凑成交付。我心知这事全是阿兄的错，但也做不到大义灭亲，只好答应帮他处理后事。此次前来退租房屋，以致落网。据唐世雄之妹翁唐氏供，年二十三岁，嫁夫翁仲良，在北山西路铁帽弄铁铺工作。案发后的一夜，大嫂与二兄携送皮箱一只，嘱为贮藏，不须移动，问其内贮何物，答是钞票，问如许钞票从何处来，嫂回答来路不正，不要多问。取钥匙打开，视之果然。大嫂拿了些钱去娘家浏河，将五千元交我夫转存银行，二兄借去一千元，我姑借去六百元，又赎当头五百元。除了这些已经花掉的，其余可归案。

　　随后，顾连诚与警员们分别在铁帽弄拘获唐世雄之妹婿翁仲良，又在浏河盐城街陆恒兴烟纸店起出赃洋一千六百元、法租界平济利路五号平屋中起出赃洋四千元。分别诘讯，所述大概相同。盛德兴与邵荣培已先后在狱中有病，发送新普育堂医治。盛德兴素有吸食鸦片的嗜好，中烟毒颇深，不治而死。不久后，邵荣培继之，曾报法院派员检殓在案。

　　从唐世雄弟妹处有了合肥老家的线索后，顾连诚向卢队长打了报告，率人同往合肥缉捕，沿芜湖、巢县等地，雇舟而往。此番前去顾连诚心有忐忑，一是因为丰乐河是一乡镇，离合肥城约八十里，全是旱道，时值军阀混战、土匪横行之时期，一路间土匪颇多，唯恐发生意外。二是异地抓捕嫌犯，担心当地情况复杂，不便开展抓捕。此间有镇长为唐之族人唐世尧，在段祺瑞当国时，一度任督军，现在合肥训练团丁保卫乡梓。唐世尧在当地势力强、人脉广，若他有心维护，很难顺利抓到唐世雄。距嫌犯越来越近，顾连诚心事重重。幸好一路上没有遇到土匪，一行人平安到了丰乐河镇。县政府得知他们前来，十分积极地配合抓捕行动，速派侦缉队长徐守粹率二探员前往，在丰乐河镇各地走访，侦查到唐世雄的落脚地，先是在一家茶馆之西厢房，后又换去燕子窝。双85试验箱

　　警方迅速展开部署，在其住处围堵住了唐世雄。唐世雄此时亦无反抗举动，束手就擒。顾连诚顾虑的“地头蛇”唐世尧以唐世雄犯案太大，亦无阻挠。

　　11月1日， 警方将唐世雄押解抵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案犯终于全部落网。经卢队长盘讯，唐世雄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此案之起意，是邵荣培及盛德兴、张阿炳、徐小毛等人，因有不良嗜好，花费颇丰，手头拮据时打起了鸡鸣狗盗的主意。邵荣培在新宁绍轮船就职，据他描述，轮船中往来带有巨额钞洋，看管不严，有可趁之机。几人便在浙江旅馆开会商议，安排了各自的角色与分工，初步确定了“狸猫换太子”的方案。此事原本与我无关，都是盛德兴害了我。他们到城隍庙烧香盟誓时，我刚好在附近闲晃，他们生怕我听到了他们的计划，盛德兴便来询问。

　　他打量我半天，问我可要入伙，一起发财。我失业已久，听说有钱分，便浑了头脑应下此事。盛德兴向我说了他们的计划，因为押款的茶房主要待在官舱，需要有人扮作富商乘客才能接近，他们几人都不像。我的具体分工就是乔装乘官舱的阔客，祝阿章扮演我的仆人。上船后，寻得茶房魏玉明与其攀谈，往返有十余次。为了不引起他的警惕，并没有提起钞箱的事，而是些滩的逸事，趁机观察他的看护情况并寻找下手时机。驶到中途时，趁魏玉明被其他客人唤走，祝阿章用准好的火油箱成功调换钞箱。下船后，我们几人碰面，发现钞箱坚固异常，便试验如何打开钞箱。由徐小毛找来铜匠，添配钥匙，并由祝阿章购买烂铁药水，加以实验，结果不灵，后用锥子击毁，始告成功。至安仁街盛德兴家瓜分，盛德兴初与我一万元，后又添增四千元。我将这些钱分别交与妻、妹，悔意渐浓，有了钱也不敢花，后来连夜逃回了安徽老家。这起盗窃案数额巨大，却无常见银行大劫案之惊心动魄，盖因案犯设计精巧，非铤而走险之恶徒，警方思路清晰，有现代推理演绎之风采，两月不到，便将一众嫌犯悉数拿下。

　　民国时期的银行案件多起于内部，以诈骗、变造文书、携款潜逃为主，在运钞途中丢失巨额款项当属少见，反映出垦业银行在相关制度设立和人员配置上的漏洞，偌大一笔款项居然交给仅一名行外人员长途运送。在古代，双85试验箱商户或钱庄押送银两也需一支十余人的镖队，如若防范不严、掉以轻心，迟早会被有心人钻了空子。这样离奇的盗窃案在今日想必不会重演了。

　　原标题：《押送七万元巨款竟遭“老母鸡变鸭”！垦业银行真假钞箱案侦破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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