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本土化是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热点。可以说，本土化是社会工作在我国生根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其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自社会工作专业在我国恢复重建的几十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也面临着水土不服的发展困境。从文化价值与社会制度两个维度来看，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核心路径即为“融入”。所谓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融入过程，就是专业社会工作全面融入党和国家的治国理政体系，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结构，融入当今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当中。

　　作者简介：陆士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北京 100089)；王志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2488)。

　　主持人的话：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实现这一伟大任务，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特别是本土化建设，必然是其中应有之意。中国社会工作是一种舶来品，要推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势必要走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路线。实际上，中国的社会工作不仅具有专业化服务实践零基础、专业起步从高等教育开始的基本特点，而且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中，基本上是一种以西方社会工作，特别是理论体系为“典范”基础，向中国移植、加工或改造的建设理路，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于既有知识的处境化需要，缺乏对于社会工作产生和发展历史、政治和文化脉络的深入探索，本土化的探索更多的时候是用中国经验现实或鲜活的案例去证明既有知识或理论体系的正当性。基于此，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从历史—当代的双重方法论视角重新反思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议题，将社会工作纳入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宏观议程之中进行深入分析，可能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寻找到新的视野和路径。

　　作为一个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引进，期冀其在中国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应用型学科，本土化是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关乎其在中国社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从20个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工作正式恢复重建，至今已有30多年，在盘点其快速发展的众多成果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社会工作真正融入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成为其制度体系和文化价值一部分的格局远没有形成，无论从社会工作专业在现代化发展中的不可或缺性的角度，还是从中国执政需要，以及中国社会改革发展客观需求的角度，社会工作专业融入中国社会发展建设都具有必然性。

　　30多年来社会工作专业在中国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首先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社会发展方针和路线，得益于政府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同时得益于以高等学校和研究单位为代表的专业学术力量的持续努力，也得益于逐渐发育起来的社会服务组织的积极实践。

　　，专业适时进入。1988年，社会工作专业在我国正式恢复重建。早在20世纪初，以雷洁琼为代表的老一辈社会学家，就在燕京大学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但随后的几十年中，受苏联社会学科框架的影响，包括社会工作在内的社会学学科体系一直未能列入中国高等院校学科名录。198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二个十年的起始，一方面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同时，也启动了人们精神文化更深入更多元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是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人们的个体意识快速发展，传统的以教育和管理为特征的群众工作和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必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严峻挑战。此时社会工作专业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重新恢复，不仅是中国社会学科体系建设的重大举措，也是国家发展的必然要求，可谓天时地利人和。正因为如此，社会工作专业在高等教育当中迅速发展，截至2019年8月，全国已有348所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教育，82所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专科，以及155所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硕士。①可以说，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初具规模。

　　第二，专业组织自上而下有序发展。社会组织的发育是社会工作专业在社会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平台与基础，也是社会工作者参与社会服务、社会建设的基本的条件。不同于西方先有基层服务组织后有联合性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过程，中国社会工作服务组织发展具有自上而下的本土特点，即先有全国性的社会工作者组织，后有基层社会组织。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于1991年正式成立，随后加入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2014年，民政部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的意见》，鼓励各地在政策、场地、资金等方面提供宽松的环境，要求加快民办社会工作服务组织建设的步伐；2017年民政部印发了《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提出了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要求。在国家政策文件的直接指导下，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组织快速发展，构成了中国社会工作的组织体系。

　　第三，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规划纳入国家顶层设计。无论是在发展程序设计上，还是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将专业人才的培养作为发展社会工作首要和关键步骤予以先行，都显示着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特色。2006年，“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首次被写入；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社会工作人才被列为六类重点人才之一，受到国家的重视和培养；之后，《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相继出台，可见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发展社会工作的基础，即人才队伍的建设，并将其纳入国家人才发展的重点规划当中。

　　第四，职业化进程普遍推行。1997年，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将目光投向社会工作毕业生，当年招录了十多名学生，其中多数人至今还坚守在专业岗位上。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明确福利服务中要引入社会工作专业制度，聘用社会工作者，专业社会工作者开始进入社会公共服务体制内。2004年，《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标准》出台。2006年，《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发布，此后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定的国家标准和考核体系逐渐建立完善起来，中国的社会工作者职业制度有了相对完整的体系。

　　第五，运行机制逐步建立。一是人才队伍建设培育机制。在国家政策的指导和民政部门的具体运作下，自2008年首次举办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以来，全国已经有几百万人次报名参考。二是社会工作组织建设机制。2014年，财政部、三综合试验箱民政部发布《关于支持和规范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通知》，明确提出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加快培育规范的社会工作服务组织。三是资金保障机制。2014年，财政部、民政部、工商总局颁布《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各级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组织的公共服务有了新的遵循。四是日常管理机制。2013年，全国社会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社会工作标准管理、研制、审查、实施与评估有了专门的机构。2019年6月，社会工作国家标准《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指南》发布。在此之前，民政部先后颁布了《社会工作方法——个案工作》《社会工作方法——小组工作》《社会工作服务指南》《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绩效评估指南》《老年社会工作服务指南》《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指南》等行业标准，社会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管理进入新阶段。

　　在看到30多年来社会工作在中国的长足发展以及取得的巨大成果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一些根本性的缺憾还在阻碍社会工作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社会工作的专业基础不够牢固。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工作专业是从高等教育开始，而不是从专业服务的实务开始，而且大多数高校的社会工作教学研究部门都是从其他专业划分出来的，整体上专业基础相对薄弱。这种状况突出表现在教师队伍方面，各校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大都从其他学科转入，且本土化实务经验严重不足，这种先天的不足令不少学校社会工作专业教学和研究中某种“专业主义”的倾向时隐时现，甚至在某一个特殊阶段成为一种潮流。

　　第二，专业社会工作与实际社会服务在运行机制上尚未真正融合，这一问题在亟须社会工作专业介入的基层社会治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不少社区，社会组织的服务还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一些社会组织开展的服务活动，有时甚至需要通过发放纪念品才能聚拢群众，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未能在社区治理创新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基层社区的实际运行中，社会工作服务与原有的街道居委会等相关体系，并没有真正融合成为一体，很多时候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

　　第三，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良性发展的格局尚未真正形成，民办社会工作机构还未能成为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治理、社会公共服务的基础平台。自2009年《关于促进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通知》颁布以来，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也出现了一些管理规范、服务能力较强的枢纽型组织，但总体上缺乏统筹规划，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民办社会工作的总量，各专业类型的社会工作组织的分布等基本规划问题，并未纳入相关政府管理部门的议事日程；同时，对民办社会工作日常的监督管理不到位，很多地方社会组织领导人的常规性培训并未纳入议事日程，在社会组织发展和管理上，缺乏统筹规划和严格监管。

　　第四，一线社会工作者能力不足，目前在基层社会组织当中担任社会工作者的，有相当一部分是高校社工系的毕业生，他们有热情，懂专业，但对中国实际状况了解不够，缺乏实务经验；而另一部分社区工作者，了解国情，熟悉社区，但专业训练相对不足。所以说，能够真正为社区居民提供及时的专业化服务的本土社会工作专业队伍尚未真正建立起来。

　　第五，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形象不清晰，甚至被标签化。社会工作专业已经存在发展了30多年，但至今其在整个社会舆论中尚不具明确突出的存在感和价值感，很多大众并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工作，更不了解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当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明白、不清楚，甚至误读社会工作专业的人不仅包括老百姓，也包括一些政府部门的官员。一个直接的表现，就是在不少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毕业后真正从事社会工作的成为少数，能够坚持下来做上十年二十年的寥寥无几。

　　不能实现本土化，社会工作在中国必然面临政府接纳不畅、民众适应不良的困境，即水土不服。因此，进入新时代，本土化依然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不可跳过的核心议题。

　　一般认为，三综合试验箱引进阶段、本土化阶段和扎根阶段是发展中国家专业社会工作发展所要经历的三个阶段。②何为本土化?王思斌认为：“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是指产生于外部的社会工作模式进入中国(这是一套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制度体系)，同其相互影响进而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发挥功能的过程。在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过程中，应注意的是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异质性。”③1971年联合国第五次国际社会工作培训调查将社会工作本土化定义为“社会工作功能和教育与某个国家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的过程”。④纵观各种概念界定，我们可以看到，所谓本土化实际上是一个涉及价值观整合、制度融入、方法融合等多个层面的、庞大的系统工程。本土化的基础是价值观的整合，即专业社会工作价值观与本土文化、制度的深度整合；其基本保障是制度上的融入，即包括国体、政体、社会治理体系、福利与公共服务体系、社会结构、基层治理和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制度与载体的全面融合；本土化运行的基本建设是方法融合，既包括对专业社会工作方法的准确理解和创新，也包括对本土经验的凝练与提升。⑤这其中核心和关键的部分，是文化价值的整合和制度体系的融入。

　　文化是一个博大复杂的概念，其产生必然以人的生命体验和生存经验为基础，不同的生存环境，不同的发展历程，不同的现实制度架构，都会造成人对自身以及自身以外的世界的不同的感受和看法。同时文化作为现实生活的产物，是人对于现实生活各种关系认知的概括，文化是抽象的，但又是十分具体的。它既包括根本的价值观，也包括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世风习俗；既是独具民族特色的思维逻辑，也是包括饮食等在内的展现在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习惯、语言表达、情感特征等等；文化具有很鲜明的个体特性，但一定是很多人所共有的，是一个群体、民族、区域的概念。

　　无论是在抽象层面，还是在具体层面，无论是认知结构，还是心理程序，东西方文化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必然会在社会工作服务大众的过程中体现出来。以家庭服务为例，无论以哪一种理论为前提，使用哪种模式，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基本途径是“介入”。但是东方文化重责任、爱面子的价值传统，形成了在家庭问题上普遍存在“家丑不可外扬”的社会心理和思维定势，不能有效化解这种文化心理抗拒，就不可能有社会工作专业的家庭服务。

　　其次也必须看到，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与中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契合性。追根溯源，中国传统文化在哲学层面实际上是三个字：一是“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思想文化角度关注的是人，而不是神；二是“和”，“和”一直是中国各种思想流派和民间大众的终极追求；三是“礼”，始终高度重视伦理道德，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重视人的社会适应，重视人与外部环境的和谐，恰恰是现代社会工作专业基础伦理以及所有工具价值的重要起点和基础。而一些代表性的中国文化传统思想，如“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天人合一”的人生哲学，“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生价值，“君子喻于义”的以德为先的做人标准，“言必信，行必果”的做人态度和诚信精神，“仁者爱人”“与人为善”的社会参与和人文关怀，以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社会责任和社会融合等等，既蕴含着社会工作基础价值的内涵，也包含着具体工具价值背后的伦理支撑。

　　所谓社会制度，一般指反映并维护一定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各种制度的组成，一方面它是一种总体的制度，比如资本主义制度或者社会主义制度；但同时它也是一种在不同的领域中具体的行为模式和办事程序。因此社会制度不仅意味着制度产生以及实施背后的宗旨和观念，而且包括各种组织实施的体系和规则，同时也包括社会对个体的规范，包括整个社会运行的基本形态。总体的社会制度决定着社会的制度性质和意识形态，也是所有其他制度和规则制定的依据。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中国和中国人民基于中国历史和国情，不断探索创新的一种结果。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其的优势，例如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治理优势、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思想优势、强大的社会动员优势等等。这一方面容易集中力量办大事，快速决定执行落实；但是另一方面，也会造成行政力量过强、社会力量相对薄弱的状况。如果说社会工作专业在西方是一种自下而上由民间组织推动的社会运动，逐渐上升为一种国家行为和专业方向的话，反观中国社会工作发展30多年的历程，可以明显看到行政力量的大力推动，以及这种力量能够取得的积极成效。但从另一个角度去分析，立足于西方文化和社会基础背景的社会工作专业，要实现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并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依然存在着某些制度制约。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多次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命题，提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基本治理思路，社会治理的改革和创新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内涵丰富，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将社会治理定义为：“治理是个人和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民和机构同意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⑦通过分析西方社会治理的相关理论，我们发现，“共治”是社会治理的核心属性，“善治”是社会治理的核心目标，“合治”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运行特征。与政府治理不同的是，社会治理强调政府和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这就意味着，现代社会治理格局下，共同管理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架构，这必然会对原有的社会制度体系、社会结构，包括支持这种结构运行的社会观念、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结构中的各种元素提出新的要求。社会工作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治理结构中，依据社会组织这一平台，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发挥其特有的专业作用。在这一意义上，国家治理模式的创新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必要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社会领域呼唤新的治理格局，民生领域需要新的服务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这为我国目前的治理格局指明了新的方向，也对社会科学发挥专业优势、解决社会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具有问题取向、需求取向和行动取向的学科，应当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主动融入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及民生服务体系之中，在实现党的政治性与社会性相结合的过程中，促成社会工作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整合，形成基层党建与社会工作的互赖性权力关系格局。⑧而想要在中国特色文化、政体、制度的语境下，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融入”是一种值得尝试的路径。

　　社会工作专业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体系，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仅是社会工作发展的需要，也是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100年伟大目标的要求。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人民大众的需要，社会的基本矛盾发生了根本转变。对个体而言，美好生活的需要具有深层次、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需求的满足对每个人的综合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社会而言，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对于整个治理水平、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创建一个更好运用专业技术介入面对人的服务和工作的机制和平台，一个实现民主有序参与的社会机制，成为政府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任务。

　　其次，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我国的治理重点也发生了变化。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传统文化的传承，家庭文明的建设，人的素质全面发展，特别是道德素养的提高，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内容。应该说，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除了正确的指导思想、明确的方向目标之外，具体执行时的伦理价值以及工具和技术，都成为重要元素。

　　再次，社会的激烈变革强烈呼唤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一方面，社会急剧变迁，当代中国人在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层面激烈变化，外来文化的涌入，对我国的文化价值和制度体系形成了剧烈冲击，而即时、海量、多元的信息，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和社会心理模式。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外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中国的社会问题也呈现了越来越复杂的状况，表现出与以往不一样的特点。社会学家贝克、吉登斯等人认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在社会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风险高度复杂性与复合性的特征愈发显现，风险的深度和广度在逐渐扩大。⑨有效应对频发的社会问题，工作思路的更新、工作方法的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建立怎样的机制，来回应居民的社会参与；借助什么平台，解决居民的多重需求；怎样整合资源，实现资源的有效供给。这些问题使得社会工作专业的全方位融入，成为社会持续发展的必然需要，也成为党执政的刚性需求。

　　社会工作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体系，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明确社会工作的本质优势是什么，发展中的中国对其需要的是什么。社会工作本身是西方整体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因为如此，西方社会工作的根本功能在于，在整体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下，秉承其基本价值追求，用自己的角度介入社会，服务其发展。不少学者强调西方社会工作在推动公民社会、服务西方民主制度发展方面的功能，并以此作为发展中国社会工作的根本诉求，这在认识上和实践上都是一种偏差，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当今中国接纳社会工作专业的希冀和目标。从目前中国发展现状和需求来看，西方专业社会工作中独特的伦理价值更值得关注。其中的基础价值，例如人道关怀、公平、正义、弱势优先等，实际上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一直以来的追求。早在2015年，习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时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⑩对于这些基本的价值，在表达方式和内涵解释上东西方都会有一些差异，但其追求的本质是一致的，这也是习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而社会工作中的尊重主体、接纳、个别化等价值，本质上与人类社会的基础价值是相通的，对于当今的中国社会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变迁带来的个性化、民主化，基本矛盾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深层次、多元化，需要社会工作来予以回应。例如，社会工作中的生态系统理论所强调的挖掘个体自身潜力、发挥其优势、突出人的主体性、重视群体作用等，对于改变原有的动员和管理方式、创新群众工作和基层治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社会工作专业的问题取向和行动取向，可以科学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通过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同样，社会的工作专业可以帮助我们把学术，特别是技术的观念引入到传统的党的群众工作之中。社会工作三大基本方法，个案、小组和社区及其整合，渗透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基本关系的科学介入；而社会工作行政、督导、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应对中国现实的问题，通过实践和总结研究，特别是与原有中国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方式的有机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工作模式。这不仅能够有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且能够丰富国际社会工作理论的宝库，推动这一学科的持续发展。

　　本土化的本质是专业社会工作融入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的过程。社会工作想要实现长足发展，必须将专业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融入党的群众工作中来，融入国家治理格局中来，融入中国社会文化和社会制度体系中来。(11)这种文化价值和制度体系的融入至少应该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融入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体系当中，融入党的群众工作机制当中，发挥社会工作在满足个体需求、推动人的自身发展，并终凝聚社会、推动社会良性发展等方面的优势；另一个是有效有序地融入政府的基层社会治理当中，融入国家公共服务的体系当中，坚持弱势优先，减少群体利益的分化带来的不平衡，坚持需求导向，为广大居民提供需要的个性化、全方位的服务，推动个体社会参与，激发社会活力。这两个方面，实际上都包含着两部分的内容，一部分是文化价值，即我们常说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另一部分是实务，即具体的运行模式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外来的社会工作专业和本土的原有的社会治理经验的关系，要警惕片面的专业主义，也要警惕妄自尊大的经验主义。

　　应该承认，中国执政以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是基于中国历史和国情，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党的执政理念，基于中国社会变迁发展的文化思想体系和制度体系形成的智慧结晶。尽管仍然会有困难、问题、缺陷，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声音，有两点是毋庸置疑的。，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国力不断增强；第二，适合中国历史、国情，适应百姓的思维、行为、情感模式，适应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独具中国特色。特别是在基层，一大批群众工作者、基层社区工作者，他们拥有普通民众的视角，了解中国社会，熟知居民之间的关系模式，熟悉环境和基层状况，掌握中国人习惯接受的特有方式来解决自身发展的困惑，调解邻里纠纷，调节人际关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他们的经验，是我国公共服务领域、社会保障领域的宝贵财富，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和中国执政史中化解人的发展困惑、服务人和社会经验的一种积淀和凝练。实现有效融合必须加强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的实践磨炼，同时加强基层社区工作者的专业训练。说到底，社会工作专业融入中国社会发展建设过程的核心追求，是运用基于社会心理学的人本主义的伦理和工具，将中国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更有效地落实到每个百姓当中，真正实现习总书记所说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①《全国348所高校开设社工本科教育，155所院校开设社工MSW》，2019年8月11日，三综合试验箱，2019年11月10日。

　　④韩晋：《以〈小组工作〉课程为例探讨社会工作教育本土化》，《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第25期。

　　⑤陆士桢、漆光鸿：《融入——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路径探析》(上)，《中国社会工作》2017年第28期。

　　⑥吴翠丽：《社会制度伦理分析》，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页。

　　⑩习：《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2版。

　　(11)陆士桢、漆光鸿：《融入——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路径探析》(下)，《中国社会工作》2017年第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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