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培养战胜民族敌人的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准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在遵义会议决议有关内容基础上写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重要著作。为了《战略问题》的写作，曾经系统阅读和学习过许多相关书籍。在这篇著作中重点论述了“持久战”的问题。《论持久战》中的基本思想和观点在《战略问题》中已经基本具。这两部伟大的军事著作是姊妹篇，二者互为补充，形成一个严密的整体，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持久战”理论体系。

　　[关键词]《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孙子兵法》；《战争论》；持久战

　　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下称《战略问题》），学术界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当把这部经典著作放在当时历史语境下进行分析时，笔者认为有一些相关问题值得细致研究。

　　关于《战略问题》，《选集》的题解这样说：“的这部著作，是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当时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讲演。”（《选集》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70页。）按照这种说法，专门为总结经验而写作该文，只不过在红军大学作过讲演。

　　实际情况与题解有一定出入。1941年2月13日，在为八路军军政杂志社所写“著者识”中，告诉读者：“这本小书是一九三六年秋季作为当时红军大学的教本而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华书店1949年版，页。）1964年6月24日，在会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时，这样介绍：“一九三六年，红军大学要我去讲革命战略问题。好，我就看参考书，考虑怎样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讲义。我看了的军事材料，看了日本、俄国和西欧国家的一些军事著作，其中包括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也看了一点苏联编的军事资料和中国古代的兵书孙子兵法等，主要是总结中国十年内战的经验。写的讲义题目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还没有写完，还有关于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党的工作等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主要部分写好了，我就不讲了。有书，你们看就是了。红军大学的同志帮了我的忙，他们不叫我教书，我就不会去写。当教员也有好处，可以整理思想。”（《建国以来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页。）这告诉我们：正是因为要给红军大学讲课、“当教员”，才写作了《战略问题》。那么，“题解”为什么有不同说法？可能因为《选集》是政治理论文献，并非历史资料，“题解”只是提供一个阅读的角度。

　　瓦窑堡会议规定：“党在一九三六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军事文集》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页。）毫无疑问，写作《战略问题》，当然要贯彻这一“总方针”。正因为如此，指出：“只能适应于一定兵团、一定地方和战争发展的一定阶段，这叫做没有进步和没有发展。”“我们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战争指导者。”（《选集》卷，73页。）将“革命战争”划分为“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选集》卷，71页。），将标题命名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显然意味着总结“革命的阶级战争”的经验为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民族战争”服务。明确告诉红军大学的学员：“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今后战争的新阶段，我们相信，将使这样的路线，根据新的环境，更加发展、充实和丰富起来，达到战胜民族敌人之目的。”（《选集》卷，86页。）“今后战争的新阶段”的表述，凸显写作《战略问题》的主要动机，就是为了培养适应“革命的民族战争”需要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选集》卷，78页。）

　　《战略问题》写于1936年12月。如前所述，“著者识”明确指出是1936年秋季，按照民国时期的习惯，秋季一般是指“夏历的七至九月”。（《辞海·语词分册》，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859页。）与1936年“夏历的七至九月”相对应的阳历时间段为8月17日至11月13日。《年谱》这样记述：“（1936年）10月27日开始为红军大学一科（上干队）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3页。）这就是说，讲稿的部分应该在1936年10月27日之前完成。从“秋”的下限来看，讲稿“完成”的时间应该在1936年11月13日之前。此时距离西安事变发生的1936年12月12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何时将“讲稿”整理成“书稿”油印出版的？《年谱》认为：“一九三七年五月首次以油印本印行。”（《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35—636页。）《著作版本编年纪事》这样介绍：“该文早的油印本出版于1936年，陕西省志丹县革命纪念馆藏，华北新华书店出版。”（蒋建农等：《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67页。）这样的说法存在明显疑点：新华书店1937年4月才创办，华北新华书店1941年1月才设立。怎么可能在1936年就有了华北新华书店版的《战略问题》？为了弄清真相，笔者向志丹县革命纪念馆馆长李建翔求证。李建翔说：纪念馆所藏油印本没有时间标志，应该是1937年印刷的，油印本上也没有“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等字样。应该说，《年谱》的表述比较准确。也就是说，将讲稿整理成书稿在1937年5月之前才完成。

　　现在流行的《战略问题》文本何时定稿？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查考。1991年版的《选集》中的文本这样写道：“为敌人吓倒的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后破产。”（《选集》卷，98页。）早期铅印文本表述为：“为敌人吓倒的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西路军在河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后的破产。”（《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60页。）也许是认定《战略问题》在1936年12月定稿的缘故，《选集》1966年版卷这样注释：“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选集》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23—224页。）《选集》1991年版卷注释明显不同：“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的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选集》卷，第241页。）这就是说，西路军1936年12月尚未基本失败。笔者认为，无论实际情况如何，1936年秋季完成的讲稿中不会有上述结论。

　　那么，上述结论是在油印时补充进了书稿？还是在1941年铅印出版时添加？笔者无法见到油印本的具体内容，也不知道《战略问题》究竟几次油印出版。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认定：“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中共选集》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67页。）不过，政治局决议特地强调：“中央在估计到张国焘同志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同时亦估计到他在党内的历史，及对于自己错误的开始认真的认识与以后忠实于党的路线的声明，认为暂时应该把党的组织结论问题保留起来，给张国焘同志及极少数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彻底发（开）展自我批评，揭发自己的错误，同自己的错误做斗争，并在实际工作（中）表现自己的机会。”（《中共选集》1册，68页。）既然如此，1937年5月的油印本中似不应该有“西路军在河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后的破产”这样措辞严厉的表述。1938年4月4日，张国焘叛逃。4月18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随之公开。那么，1937年5月的油印本中为何有上述内容呢？这可能是因为《战略问题》系“上干队”教材，“上干队”仅有40人，均为军师职干部，保密意识都很强。在当时情况下，让我军高级将领充分认清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十分必要，由此看来，发行范围极小的1937年5月的油印本出现上述内容就顺理成章了。

　　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会议上这样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毫无疑问，中国“革命的阶级战争”的实践，是写作《战略问题》的主要基础。遵义会议决议对中国“革命的阶级战争”，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自然成为写作的重要依据。

　　请看遵义会议决议：“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的估计过高与对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便产生了胜利只能起始于战术上的理论，以为只有战术上的胜利，才能转变为战役上的胜利，然后由战役上的胜利才能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华夫同志的文章及××、××两同志给彭德怀两同志的信）……”（《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1页。）《战略问题》：“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的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选集》卷，75页。）不难看出，这正是对遵义会议决议有关论断的进一步阐释。

　　请看遵义会议决议：“在不利条件下，我们可以暂时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有生力量，在另一有利的条件下转入反攻与进攻……这是个基本原则。”（《遵义会议文献》，2页。）《战略问题》中这样表述：“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这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选集》卷，第203页。）

　　请看遵义会议决议：“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于每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必须争取战局的速决。”（《遵义会议文献》，2页。）《战略问题》则强调：“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选集》卷，第233页。）再请看遵义会议决议：“要反对根源于恐慌情绪的仓猝应战，或对战略上初战的不慎重……”（《遵义会议文献》，5页。）《战略问题》强调：“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选集》卷，第222页。）凡此等等，足以说明遵义会议决议是写作《战略问题》的基本依据。换言之，《战略问题》是对遵义会议决议有关内容的展开论述。关于《战略问题》的写作，曾经多次回忆。1959年4月5日，他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说：“左”倾教条主义者说我照《孙子兵法》打仗的那些话，“倒激发我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看了‘’，还看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总之，激发我起来研究一下军事”。（陈晋：《读书笔记解析》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0—461页。） 1960年12月25日，回忆：“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那时看这些，是为了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建国以来军事文稿》下卷，13—114页。）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会议上这样说：“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

　　的确为写作《战略问题》四处收罗书籍。1936年9月7日，致电刘鼎：“前电请你买军事书，已经去买否？现在红校需用甚急，请你快点写信，经南京、北平两处发行军事书的书店索得书目，择要买来，并把书目付来。”（《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76页。）9月26日，致电刘鼎：“不要买普通战术书，只要买战略学书、大兵团作战的战役学书，中国古时兵法书如《孙子》等也买一点。张学良处如有借用一点。”（《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88页。）由此可见，对这些书的需求十分迫切。10月22日，致信、刘鼎：“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页。）这说明正在为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收集参考资料。对《孙子兵法》还是早已有所了解的。在1913年10—12月间的《讲堂录》就记录了“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明，无勇功”等内容。特地注明：“孙武《谋功篇》。”（《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37页。）值得注意的是，《讲堂录》有明显差错，将“谋攻”误为“谋功”，将“形篇”中的“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误为“谋攻篇”中的“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篇名与内容均有差错。当时可能只是在听老师讲解魏源《孙子集注序》时提到过《孙子兵法》。《战略问题》共3处引述《孙子兵法》，处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596页。） ，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之误。第二处为“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语出《孙子兵法·军争篇》。第三处为“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选集》卷，第209页。），反复查阅《孙子兵法》全文，“示”出现5次，“形”出现34次，“示形”则从未出现（《孙子兵法》确实包含“示形”的思想，但内涵远比“示形于东而击于西”丰富）。可见在写作《战略问题》时前后对《孙子兵法》等兵书的搜求及大量研读。

　　在写《战略问题》之前，究竟看了哪些西方军事著作暂时无法具体查考。笔者认为，当时可能还没有系统阅读《战争论》。否则，在论述战争性质问题时，没有理由不引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样的经典表述。就现有资料来看，对《战争论》的首次引用是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而首次提及《战争论》应该是在1937年12月。1937年12月28日致郭化若的信中提到：“化若同志：你写战略，应找些必要的参考书看看，如黄埔的战略讲义，日本人的论内外线作战，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体性战争论》，蒋百里的《国防论》，苏联的野战条令等，其他可能找到的战略书，报纸上发表的抗战以来论战争的文章通讯亦须搜集研究。先就延安城有的搜集（商借）来看。”（《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34页。）从这样的表述来看，对《战争论》的内容和要义应该从一些途径有所了解。不过，手头可能没有这部书。首次阅读《战争论》应该是在1938年3月。请看当年的读书笔记：“十八日开始看克劳塞维资的战争论，P1—19序言及目录，篇论战争之本质，从P24起，本日看完章，至P55止。……”（《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页。）如此详细记录读书情况，通常是次系统阅读才会出现。再请看《莫文骅回忆录》：“1938年2月，毛主席组织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参加的人有滕代远、罗瑞卿、叶子龙、肖劲光和我等人，学习地点就在毛主席的住处，每周学习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开始至深夜11点钟……当时《战争论》翻译的是文言文，加之翻译粗劣，晦涩难读。开始只有一本书，大家轮流看。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翻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大家边读边议，讨论一番后，由毛主席作小结发言。”（《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380—381页。）从这样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战争论》中译本无法阅读，只好改由何思敬由德文直接翻译，这样才使得《战争论》的阅读得以坚持下去。可见，写作《战略问题》时，虽四方搜求，仍未得一读《战争论》原著，后来才有机会系统研读，并将其思考融入到后来写的名篇《论持久战》中。

　　“持久战”一词流行于抗日战争时期。不过，遵义会议决议就使用了“持久战”的表述：“要进行长期的国内战争的持久战，同时对每一‘围剿’与每一战役却要进行速决战……”；

　　“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所以我们一定要给红军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教育训练的时间”；（《遵义会议文献》，3页。）“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必须反对那种把保持有生力量与保卫苏区相互对立起来的理论”；“在战争持久战的原则之下……”。（《遵义会议文献》，4页。）后来的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更是明确提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持久战，反对‘拼消耗’。”（《军事文集》卷，第418页。）

　　进行了原则性论述：“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选集》卷，82页。）根据这样的观点，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为军事家提供的舞台：“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甚至这样强调：“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的十年战争史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选集》卷，91页。）接着，专门用一章来论证“‘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十年以来，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这种形式，过去十年是没有变化的，如果没有民族战争代替国内战争，那末，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这种形式也是不会变化的。”（《选集》卷，92页。）“‘围剿’反复的形式何时结束？据我看来，如果内战延长的话，那是在敌我强弱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之时。”（《选集》卷，96页。）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中国革命战争必定是“持久战”。

　　在指出“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选集》卷，91页。）后，对“反‘围剿’的准”、“战略退却”、“战略反攻”、“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诸多问题逐一论证。在论证的过程中，指出：“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干了十年的革命战争，对于别的国家也许是值得惊奇的，对于我们却好似八股文章还只作了破题、承题和起讲，许多热闹文章都还在后面。往后的发展，在一切内外条件的影响下，无疑地将比过去有大大地增高速度的可能。因为国际和国内的环境已经起了变化，而且会有更大的变化要到来，可以说我们已经脱离了过去的那种慢慢发展的孤军作战的景况。然而不应该打算明天就会成功。‘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惟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选集》卷，第233—234页。）之所以对“战略防御”进行深入论述，实际上就是告诉学员如何通过一系列具体举措来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而在文中一再要求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毫无疑问包含着“持久战”这个“全局”。

　　值得注意的是，在论述“速决战”时，这样说：“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选集》卷，第233页。）为什么在《战略问题》中重点论述持久胜敌战略并强调这一战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因为在写作《战略问题》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决定：“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总任务下……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对日作战力量。”（《军事文集》卷，第413—414页。）1936年7月，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问题在保安接受斯诺采访。当斯诺问中日之间的战争“要延长多久”时，这样回答：“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文集》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页。）不难看出，希望通过斯诺向世界各国呼吁在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予以中国大力援助，其基本立足点就是持久胜敌。在这种背景之下，深入总结“革命的阶级战争”的经验教训，就是为“革命的民族战争”作准，就是为了培养“战胜民族敌人”的“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可能不强调持久胜敌战略在即将到来的抗日救亡战争中的伟大作用。《战略问题》开阔了红军大学学员的眼界，提升了红军大学学员的战略思维能力。请看莫文骅的回忆：“随着学习的深入，尤其是听了毛主席深入浅出讲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课，给我们的启发、教育很大。我们每个人都总结自己的斗争经验，联系实际，进行深刻学习和理解。”（《莫文骅回忆录》，第324—425页。）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八路军军政杂志社铅印出版《战略问题》。特地写下“著者识”：“四年来只有油印本，兹应军政杂志社之请，用铅印出版，藉供党内同志们参考……对于目前的抗日战争还是有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八路军军政杂志社1941年版，页。）八路军军政杂志社特地写下“出版者的话”：“兹征得同志之同意，将其在西安事变之前所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富有伟大之历史意义一书付印，这是我们认为十分荣幸的。原著尚未完稿，因抗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为应抗战之急需，同志乃另著《论持久战》一书，以供国人，是书则因事忙辍笔。得到此书的同志，望特加珍爱，并勿遗失。”（：《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页。）毫无疑问，《战略问题》并不因《论持久战》发表而过时，它继续在我军指挥人才培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于上述，笔者将《战略问题》与《论持久战》进行比较发现，《论持久战》中的主要思想、观点在《战略问题》中已经基本具。可以这样说，《战略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阶级战争”版的“论持久战”，而《论持久战》则是中国“革命的民族战争”版的“论持久战”。这两部伟大的军事著作是姊妹篇，二者互为补充，形成一个严密的整体，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持久战”理论体系。

　　〔作者王建国，解放军理工大学政治理论与军队政工教研中心教授，南京2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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