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形势下农村发展新旧矛盾交错的局面，赵浩宇认为主要面临“四难”，即资金下乡难、农民进城难、产业发展难、人心凝聚难，迫切需要基层党委、政府回答“四问”，即“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地由谁来种、人心怎么聚”。而破解“四难”、“四问”，需要系统设计、综合实际，打好系列“组合拳”。

　　为此，赵浩宇提供了成都和崇州的实践范本，认为核心是要构建一套盘活以土地为代表的农村资源的制度体系，来推动城乡生产要素的平等交换，自由流动。他以崇州为例，介绍了近年依托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农民集中建房项目土地整理，崇州撬动社会资金、金融资金150多亿元，建成农民集中居住区38个，改善了6215户、18891名农村居民的居住条件。但是，受农村土地综合整理现行政策的制约，直接影响了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投入的积极性和载体作用的充分发挥。

　　根据崇州在改革实践中的实际需求，赵浩宇提出三个建议：建议省委、省政府适度扩大挂钩项目的年度计划；下放挂钩项目的相关权限，允许成都选择少数条件成熟的区(市)县，在实验区的基础上设立“综合改革现行实验区”，按照“封闭运行、风险可控、大胆突破”的原则运行，为全省探索经验。(记者 罗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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